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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德国学者的书法之道******

　　作者：张杨（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中国书法在德国的传播至少可追溯至18世纪下半叶，迄今已有两百余年历史。在当代，得益于中德两国在官方和民间层面的交往日益频繁和深入，德国民众有机会躬体力行修习书法，使得书法在德国的传播变得更加立体和鲜活。德国青年汉学家科尔雅·夸克纳克（汉语名李志成）的书法之道即为其中一例。

　　李志成与中国书法结缘于一个日本水墨画培训班。本想借此机会获得新的绘画创作灵感的他，却被简单而又丰富的黑白两色引入了书法的大千世界。在一次采访中，李志成谈及书法令他着迷的原因：第一，书法既简单又复杂，黑白色调、清晰有力的楷书笔画使之看似简单，但数量庞大的汉字以及多样的书体却又让书法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度和难度；第二，书法中蕴藏着各式各样的美，严整的楷书之美，奔逸的草书之美，方正险劲的欧体之美，严整浑厚的颜体之美……；第三，练习书法仿佛在冥想，能令人处于一种平和且愉悦的状态，但同时又是一种挑战，因为书写者会怀着雄心壮志，遵守书法的“法度”，试图理解和内化单个的笔画、字或整首诗的精神以及书家的个性。

　　李志成将书法视为一面能够帮助他认识和感知自我的镜子。他说道：“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每天起床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练习书法。仅仅几笔之后，我就能感觉到自己是否状态良好，是否能够很好地集中注意力。书法帮助我整理思绪，使我的生活有序。之后，我只需实施我在练字过程中感知到的东西，它是我的指南针和路标，从不对我撒谎，并且在我需要它时总在我身边。”在他2017年撰写的《〈哈利·波特〉与中国书法》一文中，李志成指出，如同哈利·波特在整个故事情节中一再被置于镜前而获得某种自我反馈一样，练习书法仿佛也是在照镜子，因为书写者通常会放松下来，专注于书写，从而获得内心的平静，最终更好地认识和感受自我；而根据心理学的观点，人对于自身行为的定期反思会增强与自我的联系，并由此可能更容易成长为理想型自我。

　　针对当下毛笔被硬笔取代、硬笔又被手机和电脑取代的特殊时代背景，我国当代书法家洪厚甜曾明确指出，这反而是书法涅槃重生的机遇，因为书法的实用性被彻底剥离以后，我们更容易将其当作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来主动追求。对于书法在当代的意义和价值，李志成从人性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现代技术与生活的密切融合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诸多的生活便利，但另一方面却也让人越来越远离那种因自己动手且不走捷径完成某项任务而产生的愉悦感；在修习书法时，由于没有对提高效率和节省时间的追求，所以也就容易让人获得这种日渐缺失的愉悦感，这其实更符合人的本性。基于自身对书法价值的认识和书法实践的真实体会，李志成不遗余力地通过“教”与“展”双路径传播中国书法。

　　在明斯特大学学习中国研究和哲学时，他就开始与其他对书法感兴趣的汉学专业同学一道学习和练习书法；在本科学业结束后，他赴上海德国学校教授书法；在明斯特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他义务组织大学里的书法学习活动。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对书法感兴趣，并且也一再得到学生的良好反馈，李志成获准开设一门对所有专业开放的书法课程。据李志成介绍，他的书法课程分为初级班和进阶班。初级班会从最基础的执笔练习开始，之后通过教授“永字八法”让学生感受楷书的八种基本点画运笔要点，此外他还会通过指导学生用毛笔画竹来比较中国的书画；在进阶班的课程学习中，学生不单单需要学习多种书体，还会学习书法作品中所呈现的中国成语和名言以及其中蕴含的观念和思想。

　　就内涵而言，汉语中的“书法”与德语直译过来的“优美书写”相去甚远。德国东亚艺术史学的创始人谢凯曾指出，前者是能够完全且直观地表达书家个性的艺术作品，后者的所指却是受制于无个性且具有装饰功能的规范形式的美术字。为了更立体鲜活地向德国人展示中国书法艺术，李志成专门创办了自己的网站来介绍中国书法，并于2019年底至2020年初在自己的家乡比勒费尔德举办了为期两个多月的个人书法展“白纸黑字——中国书法艺术、汉字及《千字文》”，展品为他自己所书的14节《千字文》韵文。尽管很多观众基于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只能局限于欣赏汉字的外观，但他们却在李志成的书法作品中看到了热爱和愉悦。这正是孙过庭的“达其情性，形其哀乐”、张怀瓘“书则一字可见其心”等论断在异文化场域中的生动注脚。

　　根据当代诠释学的重要代表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的观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思想文化传统构成了进行理解与诠释活动时发挥作用的前见或前理解，它为我们理解和诠释事物提供了一种特殊而有限的“视域”。这种“视域”在与所需理解事物的不断互动中得到修正和补充，从而实现“视域融合”，在历史与现在、客体与主体、他者与自我构成的无限统一整体中完成理解和诠释任务。

　　李志成修习书法十余载，在此过程中，他深刻认识到了传统经典以及严格法度对于这门东方艺术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对于经典作品的长期学习和临摹，不仅能够帮助书写者去理解汉字的结构和美学价值，而且还能让有着厚重历史沉淀的“法度”内化于书写者的创作之中，因此，要学好中国书法，非经历勤学苦练的辛劳不可。基于这种认识，李志成常常投入大量时间于书法练习，并尝试通过临摹大量经典作品去感受历代书法大家的生命律动及其所思所感。与此同时，浸润于西方艺术传统的他，也一直在寻求一条中西融合的书法之道。他认为，真正的书法大师绝不仅仅局限于吸收历代名家之长，还需将所学“功力”内化于自身的书法创作，用自己的生活感受来书写，从而形成能够真正表达自我的个人书风。基于此，他在书法方面做过很多尝试，试图以一种新的方式来书写汉字——哪怕常常因结果与自己所设想的不同而感到沮丧，但至少通过尝试能了解到界限在哪里，什么是被允许的，什么是错误的。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中国书法在德国的传播是一个典型的跨文化过程。传播的有效性只有在一种中德“视域融合”的认知范式中才能得以实现。李志成对中国书法的接受与传播，正体现了对这门艺术的一种跨文化理解和诠释；他的书法之道，是建立在“视域融合”基础之上的守正与创新。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2日 13版）

多地调整烟花爆竹燃放政策 在规定时段规定区域可燃放******

　　多地调整烟花爆竹燃放政策 在规定时段规定区域可燃放

　　依法分类管理重在确保燃放安全

　　□ 本报记者 陈磊

　　2022年12月30日，辽宁省大连市政府发布《关于做好2023年烟花爆竹燃放管控工作的通告》称，控制燃放区域允许燃放时间为2023年1月14日、1月21日至1月28日、2月5日，每日7时至23时(除夕不限时)。

　　在此之前，《上海市公安局关于加强2023年春节期间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的通告》对外发布称，上海市外环线以外区域，除了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场所之外，不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北京市通州区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致通州区全体市民的一封信，其中提到，“在北京环球度假区限定区域内燃放烟花爆竹，须经公安机关许可”。

　　更早些时候，山东省东营市、滨州市也明确，春节期间在部分区域和个别时间段可以燃放烟花爆竹。

　　有媒体统计，随着群众呼吁松绑烟花爆竹“禁燃令”之声增多，目前已有多地调整烟花爆竹燃放政策，即在规定时段、规定区域可以燃放烟花爆竹。

　　2023年1月3日，广东省珠海市政府发布关于废止《珠海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由各区政府、经济功能区管委会依据上位法，自行划定烟花爆竹的燃放区域、时间及允许燃放的种类，并向社会公布。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各地更为普遍的做法是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比较行政法研究所所长杨建顺解释说，对于烟花爆竹，政府进行规制有其历史必然性。目前各地通行的“禁燃令”就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起初，政府考虑到人们的接受程度，根据安全原则，试行“限燃令”，即在一些城市进行限定燃放区域和限定燃放时间的试点，在人们逐渐适应“限燃令”之后，再施行零燃放的“禁燃令”。

　　杨建顺认为，从“限燃令”演变为“禁燃令”后，立法者所预留的特殊处理规则被忽略了，这种“一刀切”的零燃放措施，实际上将传统习俗之燃放烟花爆竹归为彻底禁止之列。时间久了，过春节静悄悄了，年味儿也淡了些，难免引发人们非议。

　　在杨建顺看来，目前多地允许规定区域、规定时间内可以燃放烟花爆竹，实质上就是对向往“人间烟火”的民意民情的回应，也是对规制烟花爆竹相关法规的贯彻落实。如此回应民众呼声的做法，体现了法规所规定的“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综合施策、分类管理的理念，有助于弘扬春节燃放烟花爆竹等传统文化民俗，增强“烟火气”。

　　河南农业大学政策法规办公室副主任张帅梁教授分析称，多地调整烟花爆竹燃放政策的背后，是对我国绵延上千年过年仪式中燃放烟花爆竹传统的回归和文化的传承，是回应群众过年期间期待平安健康的精神需求的回应，也是基于对我国燃放烟花爆竹带来的环境污染与安全事故不断减少、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客观认识，更是对作为我国重要产业和就业领域的烟花爆竹行业发展的支持。

　　在张帅梁看来，民有所呼，政有所应。虽是能否燃放烟花爆竹的“小事儿”，但也是群众向往美好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各地对“禁燃令”的松绑，有效地解决和回应了群众诉求。同时，这也是对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落实。

　　目前，我国关于燃放烟花爆竹的法律规定，主要是大气污染防治法。该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城市人民政府禁止的时段和区域内燃放烟花爆竹。在法规层面，《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确定限制或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地点和种类。

　　这意味着，法律法规赋予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决定在本行政区域是否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权力。

　　杨建顺分析认为，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以烟花爆竹限制燃放的制度为背景。法律法规的这种授权规定体现了科学立法的精神，遵循了各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管理理念。特别是《烟花爆竹管理安全条例》设置的授权规定，较大程度赋予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裁量判断余地，目的在于确保各地“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灵活机动地作出科学安排和部署，避免“一刀切”式的生硬施策。

　　杨建顺说，这就需要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切实做好调查研究，全面、准确、客观、适时把握“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依法决策、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作出“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决策、决定和举措，让人民群众在安全保障举措支持的背景下，告别零燃放的“无菌社会”，充分体味烟花爆竹等传统文化民俗的滋味儿，欢欢喜喜迎除夕、过春节、闹元宵。

　　张帅梁说，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地域辽阔，省域、市域、县域各有不同情势，经济社会发展存在不平衡之处，各地亟待解决的问题与需求也不尽相同。投射到立法领域，就需要在维护国家法治统一的基本前提下，允许地方在一定范围内因地制宜，因应施策。

　　“是‘禁’是‘限’，需要各地根据环境质量、财产安全、百姓诉求等因素的现实情况，以及解禁后可能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与风险事故等进行有效研判，并在此基础上作出科学合理的规制。”张帅梁说。

　　那么，具体来说，各地针对烟花爆竹管理如何把握“禁”“限”边界呢？

　　杨建顺认为，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仅是“限放”和“禁放”的问题，而且是烟花爆竹的生产、经营、储存、运输、邮寄和燃放的全过程安全保障问题。这就要求各相关主体严格按照《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对生产、经营、储存、运输和燃放等各个环节的规制要求，切实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管理，预防爆炸事故发生，保障公共安全和人身、财产的安全。

　　他呼吁，就烟花爆竹燃放这个环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合理地运用好法律法规所赋予的“限放”和“禁放”的裁量权，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确定限制或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地点和种类。

　　他建议，一般而言，要行使好该裁量判断权，可以参考把握如下标准：城市区域倾向于禁放，农村区域倾向于限放；人员聚集密度大的区域应当禁放，人员稀少非聚集性的区域倾向于限放；高楼大厦密集区域应当禁放，非高层建筑的区域倾向于限放；威力大的烟花爆竹倾向于禁放，威力不大的烟花爆竹倾向于限放。至于“高危险性烟花爆竹产品”，宜从生产环节把好规制关等。

　　与此同时，一些地方也查处并公布了多起违法燃放烟花爆竹案件。例如，2023年1月1日1时许，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分局广化派出所发现并查处一起违规燃放烟花爆竹案，现场查处9名违法行为人，依法对他们进行行政处罚。2023年元旦以来，天津市公安局宁河分局共查获非法储存烟花爆竹案件13起，违规燃放烟花爆竹案件7起。

　　对此，张帅梁认为，放松“禁放”，不等于完全解禁。在放松“禁放”的地区，人们有燃放烟花爆竹的自由，但这种自由是有边界、有限度的。边界就是相关地方法规与规章确定的燃放时间地点与幅度，限度就是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他人合法权益。因此，违反规则、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应当受到相应的处罚。(法治日报)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